韩国的近代史是一部饱经磨难、命运多舛的屈辱史，也是一部英勇不屈的血泪抗战史。
通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日本打败对手，取得对韩半岛的控制权。1905年，侵韩元凶伊藤博文强迫大韩政府签订《乙巳保护条约》，韩半岛成了日本的‘保护国’。
从1905年～1910年，整个半岛经常发生起义与暴动，都遭到了日本的残酷镇压。从1906年起，韩国志士掀起了反对“剪发令”的乙未“义兵”运动。运动最高潮时，参加的“义兵”曾高达14万人。但在此后四年的时间里，日军以重兵讨伐缺乏武器和组织不严密的义兵。义兵运动在牺牲数万人后失败。著名的义兵领袖有：崔益铉、李麟荣、闵肯镐、洪范图将军等。根据日本人的统计数字，仅从1907年7月～1908年12月，就有1.4566万名韩国“叛乱者”被杀。
1910年8月22日，日本帝国主义通过一系列的武力胁迫与政治讹诈，迫使大韩帝国签订《韩日合并条约》。条约宣布，韩国皇帝“自愿”将统治权交给日本天皇，日本则保护其宗庙、财产，并将李氏皇族并入日本皇族中，日本在半岛设立总督府为最高统治机构。自此，韩半岛彻底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至1945年二战结束，日本共殖民半岛36载。
日本吞并韩国后，首任‘朝鲜总督’寺内正毅就公开叫嚷：“朝鲜人顺我者生，逆我者死。”在长达36年的统治中，日本殖民当局取缔了韩国人民的一切民主自由权利。为防止韩国人民起义，日本殖民者不仅没收了民间的武器，甚至强迫百姓几家合用一把菜刀，而且还要用铁链子拴在案板上。在日帝的铁蹄下，韩半岛陷入了无穷无尽的苦难。
在政治上，日本人禁止韩国人加入要害部门，仅占韩国人口3％的75万名日本移民成为这个国家至高无上的主人，牢牢控制了关键的殖民统治部门和经济机构。在经济上，日本对半岛实行野蛮的殖民掠夺，强行霸占韩国的土地、森林和矿产资源，韩国的工业被纳入日本自己的经济体系之中，完全成为日本粮食、原料的供应地和日本商品的推销市场。
日本殖民者在文化教育方面实行愚民奴化政策，推行所谓的“皇民化运动”，妄图摧残韩国的民族文化，使韩民族都转化为‘大日本帝国’驯服的顺民，从而彻底消灭韩民族，让韩国陷入亡国灭种的悲惨境地。
　　1910年，日本人针对韩国历史地理书籍进行了一次全国性搜查，有二三十万册书籍被没收烧毁。查禁的书籍包括古代民族英雄传记，有关独立、国家的诞生、革命等外国书籍的韩文译本。日本殖民当局企图通过烧毁书本，消灭韩国人的民族意识。
日本人还要彻底剥夺韩国的历史与语言，他们对韩国人实施了民族文化灭绝政策。总督府1911年颁布新的教育法令，除许可设立数量极少的公立学校进行奴化教育外，对原有私立学校严加限制和裁减。从1910年到1922年，私立学校由2000多所锐减为600多所。绝大部分学龄儿童被剥夺了学习机会。日本人还加紧了对传统学校的控制。1938年，中学课程取消了韩语教学。从1941年起，韩国的学校被迫完全采用日本学校的课程。随后，小学也不再教韩语。包括韩民族历史和韩国地理等课程的所有韩语课程都被取消，课内课外都禁止讲韩语，只能讲日本话，若有犯禁轻者打耳光，重则要坐牢。
　　为加强奴化教育，总督府制定了以“吾等乃大日本帝国之臣民”、“吾等齐心协力尽忠天皇陛下”等为内容的《皇国臣民誓词》，逼老百姓每天朗读，在韩国民众中推行“皇民化”洗脑教育，宣扬对日本天皇的崇拜。殖民当局还规定，学生在学校的朝礼仪式及其他场合要反复朗诵，一般民众在各种集会上也必须朗读，以“重新唤起帝国臣民之觉悟”。除此之外，韩国人民还被强令“参拜”日本神社、“遥拜”日皇宫城等。
　　总督府还制定了臭名昭著的“思想矫正法”，对稍有爱国意识的韩国人，均以“思想犯”论处，进行无情打击。路人如果交头接耳或大声欢笑，都可能被带到警察所审问，如果审问时态度不好或有反抗情绪，将被遣送到铁矿或煤矿强制劳动，很多人从此再也没能重见光明。据统计，仅1930年因此罪名被捕的有近4万人，1934年则达6万多。
　　更有甚者，日本人还强制韩国人“创氏改姓”，以切断韩国民众与过去的最后联系。对于儒教文化圈的民族来说，姓是种族血脉延续的标志。总督府强制韩国人用日式名字，将姓氏改为“复姓”，如“金”姓改为“金村”等，强令他们做背弃列祖列宗的不孝子孙。面对如此屈辱，不少韩国人选择自杀，或大批流亡到中国东北，以避开改姓。
　　虽然日本人以铁腕统治来消灭韩民族的斗志，但是，爱国主义和独立运动的火焰从来没有被扑灭。1909年10月，口呼“大韩独立万岁！”的义士安重根在哈尔滨击毙了侵韩征华的元凶伊藤博文，震惊了世界。这一行动吹响了韩民族反抗的号角。1910年前后爆发的反日义兵起义持续了将近十年，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仅在1910—1913年间，韩国人与日本统治者之间发生的武装冲突就达2000多起。持续的抗争很快汇集成一股争取民族独立的巨大洪流，1919年以高宗被害为导火索，爆发了反抗日本侵略暴行的“三一独立运动” ，“大韩独立万岁”的口号响彻整个半岛。韩国示威民众同日本殖民军警进行了激烈搏斗，斗争浪潮迅速推向全国。不到两个月，全国爆发了３０００多次示威和暴动，参加人数达２００多万。人们用棍棒、镰刀为武器，袭击日本官厅公署，杀死日本官吏和走狗，惩处通敌的恶霸地主。韩国人民的斗争也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中国和许多国家纷纷声援他们的反帝爱国独立运动。
日本统治者用残酷的手段镇压起义，下令韩国全境实行戒严，调动驻韩的日军配合警察宪兵，对韩国人民开始了惨绝人寰的杀戮。他们把抓来的群众绑在十字架上，刀劈枪刺，甚至举行灭绝人性的杀人“竞赛”！据日本官方缩小了的数字，在“三·一”起义中被杀害的就有近８千人，受伤的１万６千多人，还有大批人被投入监狱，活活折磨致死。（另一日本资料显示：“三一运动”共有136万多人参加，被杀害的有6000余人，入狱的5万多人。）
日本侵略者还采取种种卑劣手段，收买亲日派、卖国贼，从内部分化瓦解韩国民众的民族独立运动。到１９１９年底，因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血腥镇压，“三·一”运动遭到了失败。“三一运动”尽管功败垂成，但在韩国人民心目中却成了伟大纪元的开始。
从那以后，日本进一步加强了对韩国国内的控制。大批爱国人士纷纷流亡海外，大部分来到中国，中国从此成为韩国独立运动的主要舞台。国内处于高压下的韩国民众只能以无声的抵抗表达他们的愤怒。
1919年4月在中国上海，成立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成为领导韩国独立运动的中心，为实现光复祖国的首要任务，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其中引起轰动的著名事件是在“一·二八”淞沪抗战后，韩国独立党成员尹奉吉义士在上海虹口公园炸死了侵沪日军司令白川义则大将等要员。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韩国临时政府的武装复国运动进入了活跃时期。1938年10月10日，“朝鲜义勇队”在武汉成立。1940年3月，“朝鲜义勇队”提出战斗口号：“向敌后进军”。义勇队成立后，曾经转战中国6个战区、13个省，1940年9月17日，临时政府在重庆组建成立“韩国光复军”。1942年5月 “韩国光复军”和“朝鲜义勇队”两支武装合并为韩国光复军，由临时政府直接统辖。确定了韩国光复军在抗日战争期间配合中国军队的五项任务：一、打入敌寇军队，煽动韩籍士兵；二、与韩国本土和旅外韩侨设法联络；三、招收韩籍有志青年，予以训练；四、经常在韩国本土及敌寇军队中散播复国运动的文告；五、觅取各种情报。在抗日战争期间，光复军利用其通晓日语的优势，主要从事书写标语、对敌广播喊话等瓦解敌军工作以及审讯敌军俘虏、破译敌军密码等工作。1943年9月，光复军组成“印缅战区工作队”赴印，协助盟军工作。他们在前线担负宣传、喊话、审讯等工作，受到盟军的好评。1945年7月，“光复军印缅战区工作队”完成任务后从印度撤退，返回重庆。光复军和临时政府直到祖国解放为止，才得以胜利凯旋祖国。
在中国东北，韩国独立军将士取得著名的青山里大捷（1920年，金佐镇将军领导）和大甸子岭战斗的胜利（1933年）和另有大批朝鲜抗日游击队员活跃在中韩边境，不时给日本侵略者以坚决的打击。这些都向世界发出了韩国人民追求独立、要求摆脱日本残酷殖民统治的呼声。
据日本总务省统计，如今旅居日本的韩裔共有63.24万人，居旅日外国人首位。
上世纪30年代，日本的对外扩张造成其兵员不足和劳动力匮乏，于是以“职业介绍”为名将一些韩国青壮年劳力带到日本。当全面侵华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国内劳动力严重不足，'朝鲜总督府'竟然以“官办斡旋”的名义，在光天化日之下绑架韩国人前去日本。
从1938年到1944年，日本多次颁布法令，将绑架韩国人合法化。在日本各地的军事设施、工厂、矿山和河道工地，都有韩国人从事着最危险的工作。据日本政府统计，1939年至1945年被绑架到日本的韩国劳工有72.4万人。期间由于非人待遇和残酷折磨，劳工死亡人数在30万以上。此外，日本还绑架了24万韩国人充当“志愿兵”和“慰安妇”。
另外，一些韩国人由于被日本人掠夺了土地和财产，不得不飘落到日本谋生。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时，在日本的韩国人总数达到了240万。
1923年关东大地震时，日本戒严部队和暴徒以“预防暴动”为名在东京街头屠杀了5000名韩国民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几十万韩国青年被强征充当随军劳工和“兵补”，20余万年轻韩国妇女被迫充当日军“慰安妇”。其殖民统治之残暴，令人发指。
另：北韩学者研究发表，日本殖民者强迫7784839名韩国青壮年从事强制劳役或苦力(日本,俄库叶岛等地区)，胁迫417072名韩国青年参加日军充当炮灰，通过欺骗与逼迫手段使20余万韩国妇女充当日军的性奴隶———“慰安妇”，残酷杀害100多万无辜韩国百姓，抢走近400吨黄金、1798万吨铁、3000万立方米木材和3900万吨大米。
对韩国人民来说，36年精神和肉体经受双重折磨的历史，是永远不能忘却的悲伤记忆,同样我们也永远怀念为民族独立而英勇赴义的民族英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