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韩国语的形成有数种不同观点，其中认为大体以高句丽语为底层，以新罗语为上层而形成的观点最有说明力。在三国时代，于韩国和满洲南部使用的高句丽语、百济语、新罗语间在方言上存在一些差异；随着新罗的统一三国，以新罗语为主的韩国语流行一时；但至高丽建国，以新罗语为上层，以高句丽语为底层的新的中世韩国语形成。因此，新罗语与高丽语，相互存在较大的差异。这是因新罗语是以韩半岛东南部的庆州金城，高丽语是以高句丽故土、汉城以北的开城为中心形成的结果。这个事实，可从用中世韩国语很难完整释读的以新罗语制作的乡歌中得以证明。

　　韩国语学界对高句丽语没有多少研究。但从以《三国史记》为主的古籍中可发现一些高句丽语的片言只字，以此为基础又可发现高句丽语与中世韩国语和古代日本语具有很深的渊源关系。本稿欲将从《三国史记·杂志》中抽出的若于个高句丽语语汇与中世韩国语相比较，阐明高句丽语既为现代韩国语的底层因素，又与日本语具有一定关系的事实。

① 介山郡，本高句麗皆次山郡，景德王改名，今竹州（《三国史记》，卷35，杂志第四，地理二）

② 孔岩縣，本高句麗濟次巴衣縣（《三国史记》同上）

　　在史料 ① 里，“介山”即为高句丽语的“皆次山”。这里，“皆”以意读的方法读其音，其音为〖ta〗>〖tai〗；“次”表示“皆”的定语型韵尾〖－t〗（－的），由此“皆次”读为〖tait〗（竹的）。这里，我们可以把“皆次山”译为“竹山”。史料 ② 中的“济次”也以同样方法表示〖tsait〗。“巴衣”读为〖pai〗，意为“岩”。

　　在如此推出的 90多个高句丽语汇中，60﹪以上高句丽语汇成为中世韩国语的一部分（《三国时期吏读研究》，平壤，1985年），甚至还有一些通过音韵的变化被现代韩国语所继承。这些都是高句丽的语言成为形成今天韩国语的底层因素的例证。

　　同时在韩半岛使用文字的问题上，虽在古朝鲜时代有出现使用韩民族固有文字的迹象，但大体上还是汉字成为这个地区最早的语言基础。当时的汉字，不局限于只在汉族中使用，而是中国及东北亚各民族共同使用的文字。不过，随着在汉四郡时期汉人官吏完全使用汉文，汉字大量涌入韩半岛，成为统治文字被使用。所谓统治文字，并不是由某个民族根据自己的语言自身形成的文字，而是作为征服者带进的文字，是指为实现他们在征兵、征税等目的而使用的文字。实际上，人类最早的楔形文字也是一种这样的统治文字。

　　在使用汉字时，因地名、人名一般是由民族语言形成的惯用固有名词，不可能用汉字直接翻译，而只能是借用汉字的意和音表记当地的语言。这种表记方法，在韩半岛的古代国家作为汉字借字表记的方法发展起来。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在它建国初期已经用汉字记述自己的历史，但其人名、地名、官职名是借用汉字的意和音表记的，有时还自制新的汉字进行表记。

　　如此借用汉字表记的方法，最早是在高句丽开发和使用的。这种现象，在五世纪初的广开土王碑文、六世纪筑造的平壤城中城石石刻文及在后代的高丽和朝鲜时代利用吏读的方式使用的借字表记等中都可发现。其中以广开土王碑文为例，碑文的“因遣黃龍來下，王於忽本東崗黃龍負升”句节基本上是可以用汉文来释读，但唯有“王于忽本”是无法用汉文来读的。 这是因按照高句丽的吏读，“於”的训音为“ ? ”，高句丽语的对格助词是“ ? ”或“?”。“忽”和“本”，按高句丽语的训读分别为“城”和“?（下）” , 由此上述句节可释读成“王在城下东部山岗……”，也只有这样解读文脉才是顺通的。 这种汉字表记方法，通过百济传至新罗，又在新罗发展成吏读、口诀、乡札等多样的借字表记方式。因此可以说，高句丽语与百济语及新罗语一样，以借字表记的方式记述的自国的语言，这种方法后又被高丽及朝鲜朝所继承。

　　本稿通过说明在韩国语形成过程中高句丽语成为底层因素的作用，在高丽及朝鲜时代广泛使用的借字表记的渊源应在高句丽里寻找，来阐明高句丽的语言和文字成为现代韩国语言及文字使用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