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除汉字的实质是清算日本殖民主义的影响, 中国朝鲜族1953年废除了日本创

[人在江湖]

像无知的中国媒体炒作的那样，南北朝鲜废除汉字的目的是为了去中国化吗？
朝鲜独立以后，南北朝鲜所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在文化领域清算日本殖民主义的余毒。
南北朝鲜废除的汉字词汇是近代由日本人创造的汉字词汇
朝鲜1949年废除了汉字，只用朝鲜文书写
中国的朝鲜族社会也1953年废除了汉字，只用朝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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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彬彬：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问题
http://www.lianghui.org.cn/zhuanti2005/txt/2002-08/23/content_5193347.htm
汉语里的日本外来语
http://culture.163.com/05/1123/22/239BHEFN00281MU3.html

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数量是很惊人的。据统计，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有70％是从日本输入的

以上现代汉语中，由日本人创造的汉字词汇，彻底的从朝鲜文书中清理出去的。
因此废除汉字词汇问题是南北朝鲜与日本之间的事情，与中国毫无相关，更不是去中国化的，其实质是去文化领域里的日本残余的正确举措

[人在江湖]

(IMG:http://image.chosun.com/sitedata/image/200807/01/2008070100052_0.jpg)

[왕자호동]

中国

1920年2月1日，钱玄同在《新青年》上發表《減省漢字筆畫的提議》一文。
1935年8月21日，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颁布《第一批简体字表》。
1956年1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审订通过了《汉字简化方案》。
1977年又公佈了《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
1986年10月10日重新发表《简化字总表》，共收2235个简化字。

“今之高谈文章者，···今在二千年之后，学二千年前之文···欲用数千年前有限之死语，写今日无数活事，安能悉中肯綮哉！···尝观各国历史，其国家欲兴，必有大家起焉，出其心裁创草新体，为一代风气之先。德国之施儿列儿，英国之斯可度古尔斯密斯，法国之窝尔地尔是也。” 《论中国文章首宜变革》蔡元培1902年编辑《文变·卷中下》)

「我手写我口，我口说我心」中国新文化运动
“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运动过去了90年。1919年五四时期「我手写我口，我口说我心」成为胡适、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领袖推广白话文的口号，意思是指书面语言和口语相一致。白话文运动启迪民智，解放了语言表达，语言表达不再脱离语言实际。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变文”才取代了言文分离、须经过适当训练才能了解其中含意的文言文，白话文成为写作的主流，最终取代文言文成为主要的书面表达方式。“要使一般国民都认些字，看报纸，对国家政治都可明了一点，所以认为用白话文写文章可得到较大的效力。”文言文的语法比较繁乱，没用于日常生活，不利于提高大众文化水平，精妙其实只是其中的点滴，大多是废品一堆。

1917年1月胡适在在美国主编的《留学生季报》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八不主义”，倡导“活文学”，想不到却因此造成中国的新文学运动，是整个白话文运动的滥觞。这可是陈独秀、蔡元培等人眼内，“文起百代之衰”的革命宣言，在中国文化史上启蒙性的、“再造文明”的最大贡献。
1.不作言之无物的文字
2.不作无病呻吟的文字
3.不作不合文法的文字
4.不摹仿古人
今之“文学大家”，文则下规姚曾，上师韩欧，更上则取法秦汉魏晋，以为六朝以下无文学可言，此皆百步与五十步之别而已，而皆为文学下乘。即令神似古人，亦不过为博物院中添几许“逼真赝鼎”而已，文学云乎哉。
5.不用套语烂调
6.不用典
7.不重对偶：——文须废骈，诗须废律。
8.不避俗话俗字
盖吾国言文之背驰久矣。自佛书之输入，译者以文言不足以达意，故以浅近之文译之，其体已近白话。其后佛氏讲义语录尤多用白话为之者，是为语录体之原始。
以今世眼光观之，则中国文学当以元代为最盛，可传世不朽之作，当以元代为最多。此可无疑也。当是时，中国之文学最近言文合一。白话几成文学的语言矣。
使此趋势不受阻遏，则中国乃有“活文学出现”，而但丁、路得之伟业，（欧洲中古时，各国皆有俚语，而以拉丁文为文言，凡著作书籍皆用之，如吾国之以文言著书也。其后意大利有但丁诸文豪，始以其国俚语著作。诸国踵兴，国语亦代起。路得创新教始以德文译旧约新约，遂开德文学之先。英法诸国亦复如是。今世通用之英文新旧约乃一六-一年译本，距今才三百年耳。故今日欧洲诸国之文学，在当日皆为俚语。造诸文豪兴，始以“活文学”代拉丁之死文学。有活文学而后有言文合一之国语也。）凡发生于神州。不意此趋势骤为明代所阻，政府既以八股取土，而当时文人如何李七子之徒，又争以复古为高，于是此千年难遇言文合一之机会，遂中道夭折矣。
以此之故，吾主张今日作文作诗，宜采用俗语俗字。与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如“于铄国会，遵晦时休”之类），不如用二十世纪之活字。

“汉文乃是半死之文字，不当以教活文字之法教之···汉文乃是视官的文字，非听官的文字···活文字者，日常语言之文字，如英法文是也；如我国之白话是也。”1915年留学生年会 胡适《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白话是“活文字”，文言是“死文字”。胡适成名的“新思想”核心)

“开民智莫如改革文言。不改文言，则四万九千九百分之人，日居于黑暗世界中，是谓陆沉。若改文言，则四万九千九百分之人，日嬉游于琉璃世界中，是谓不夜。”(陈在文中说中国通文言的人，五万人中仅有百人而已。因此有“四万九千九百分之人”之言。) 1899年 陈荣衮《论报章宜改用浅说》(中国史上最早编写通俗小学教科书的人)

“因为我是一个平民，所以我说白话，是一般老百姓的语言，而不是一般士大夫阶级的咬文嚼字或八股文的文章。”1901年 林白水《杭州白话报》创刊号

“概世之论者恒曰：‘去科举，停资格，废八股，斩豚尾，复天足，逐满人，扑专制，整军备，则中国必强’。今百凡皆遂矣，强又安在?于是更进一解，必覆孔孟、铲伦常为快。呜呼!···若云死文字有碍生学术，则科学不用古文，古文亦无碍科学。···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不类闽、广人为无文法之啁啾，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总之，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弟，闽人也，南蛮蛱舌，亦愿习中原之语言，脱授我者以中原之语言，仍令我为蛱舌之闽语，可乎?···人头畜鸣(爆笑！没有‘鹦鹉学舌’的中国百姓，‘人头畜鸣/蛱舌’了二千年吗？)，辩不屑辩，置之可也。···愚直之言，万死!万死!林纾顿首。”1919年《答大学堂校长蔡鹤卿太史书》(不满新文化运动，林纾《公言报》)

吴玉章 （「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中共「中央政府」委员、「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院长、「人民大学」校长、「全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
第三种顾虑是怕古代文化遗产无法继承。有些人以为实行拼音文字以后，古书没有人能懂了，古代的文化遗产将无法继承。不错，我国有极其丰富的古代典籍，其中有一部分是极可珍贵的文化遗产，我们必须继承下来的。这些人的看法，似乎只要继续使用汉字，文化遗产就能自然继承。其实不然。目前文字虽然还没有改革，遗产继承已经发生困难。现在识得汉字的人，并不都能读懂古书，真正懂得古书的人，只占其中很少的一部分。现在的大学毕业生，能读懂古书的并不多。可见不改革汉字，未必就能继承文化遗产。改革了汉字，仍然能够继承文化遗产；文字改革和继承文化遗产之间是没有矛盾的。我们认为，在改用拼音文字之后，古代的优秀著作，可以逐步翻译成为拼音文字，这样可以使得现在不识字的人以及虽然认字但读不懂古书的人也能读懂古书，这才真正解决了文化遗产的继承问题。至于现在能读古书的人即使在文字改革之后，仍然可以研读古书，并不因此受到任何限制。将来我们可以用国家的力量集中许多专家，建立各种机构，来系统地整理、研究、校订、注释、翻译、出版我国古代各种优秀的典籍，这是完全可能，也是完全必要的。
——《人民日报》１９５５年４月７日

钱玄同﹕
汉字的罪恶，如难识、难写、妨碍教育的普及、知识的传播……改用拼音是治本的办法,减省现行汉字笔画是治标的办法……治标的办法实是目前最切要的办法。处处都足以证明（汉字）这个老寿星的不合时宜，过不惯二十世纪科学昌明时代的新生活。中国文字，论其字形，则非拼音，而为象形文字的末流，不便于识，不便于写;论其字意，则意义含糊，文法极不精密;论其在今日学问上之应用，则新理、新事、新物之名词，一无所有;论其过去之历史，则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

鲁迅﹕
汉字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是“劳苦大众身上的结核”，“倘若不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

瞿秋白﹕
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

胡适﹕
“象形文字的残根余孽能爬出中世纪的茅坑，多少算是救了汉字。”“我以为中国将来应该有拼音的文字。但是文言中单音太多，决不能变成拼音文字。所以必需先用白话文字来代替文言的文字，然后把白话的文字变成拼音的文字。”

吕叔湘﹕
中国语文学界的大师和宗师
《语文常谈》：“比如宋朝的朱熹，他曾经给《论语》做过注解，可是假如当孔子正在跟颜回、子路他们谈话的时候，朱熹闯了进去，管保他们在讲什么，他是一句也听不懂的”
吕叔湘先生于1983年3月6日重申他过去的、一贯的关于汉字落后论和汉字拉丁化优越论的主张。他说：汉字“现在通行的老宋体(其实是明朝后期才有的)，实在丑得可以，倒是外国印书的a，b，c，d，有時候还倒真有很美的字体呢。”（《吕叔湘文集》第四卷，第113页）。他的结论就是汉字不能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和面向现代化。（参见《吕叔湘文集》第四卷，第134—138页）与汉字“行将就木”论相配合。

[왕자호동]

日本


從戰前開始，表音主義者認為漢字數目太多，不利學習，因此強硬地主張應該完全廢除。因此實際以文部省為中心，嘗試限制漢字的使用。
1946年日本内阁公布了《当用汉字表》，使用汉字限于1850个。
1981年，日本内閣公告了《常用漢字》，限制汉字于1945字，构成了现代日本所使用的汉字的基础。


日本国语国字改革的倡导者山本有三，主要观点和中国的吴玉章大师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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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什么时候，一个优秀的文明国家，国民的大部分不能读懂那个国家的文字书写下来的的文章，作为国语这不是一个名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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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本有三不仅是日本近代著名的戏剧家、小说家,同时也是日本国语国字改革的积极倡导者、参与者.1938年,他提出的"廃止論"引起强烈反响,为限制汉字迈出了第一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作为日本国语审议会的委员,参与制定了<常用汉字表><现代假名拼写法>,决定了战后日本人的文字表记方式.而山本有三对国字国语改革的关注,则源于他对日本传统文化、普通人的尊重和作家的使命感。1965年文化勲章受賞。

[왕자호동]

越南


17世纪到越南的法国传教士亚历山大·罗德普及的的罗马字表记的“国语字”（越：Chữ Quốc Ngữ/𡦂國語）。

独立运动后、由于越南口语与文言文不同，文言文无法准确纪录越南本民族语言（事实上古代中国与古代朝鲜、日本、越南一样，书面使用脱离语言实际的文言文，但民间的口语是本民族语言--各地方言，与文言文根本不同），越南国民认为汉字具有不便性和非效率性，国语字成为了独立后的越南语的正式表记法，一般越南国民都毫无异议地把国语字作为正式标记法。